秦岭:我把往事与小说一起寻找

编辑:凯恩/2018-11-09 22:10

  我曾经问过一位历史老人:“有人找过天水的红军故事吗?”

  缘起于年初。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,多家报刊约我以纪实文体纪念之,可北京某名刊主编却叮嘱我:“你务必用小说来表现,发挥你独特的历史观,而且写你老家甘肃天水的红军故事。”一语道破天机,也刺穿了长期凝结在我心头的一大困惑。半个世纪以来,世人提到红军,凤凰娱乐(fh643.com)往往想到的是井冈翠竹绿、瑞金映山红、遵义放光芒、赤水四渡魂,谁会想到甘肃呢?事实上,甘肃作为红军三大主力唯一全部经过的省份,是军级以上高级将领陨落最多的地方,也是唯一成建制全军覆没(西路军)的地方。从甘肃最南端的腊子口到最西段的河西走廊,红军和国军、地方民团厮杀过的遗迹随处可见,成千上万陇原儿女加入了红军,可是,喋血河西走廊之后,哪位幸存者敢回延安?1984年以前,西路军几乎就是“逃跑主义”、“机会主义”、“退却主义”的代名词,当年数千被打散、俘虏的红军战士,大都流落在甘肃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改名换姓,有的一生装聋作哑,有的当了上门女婿,有的一辈子当光棍、当寡妇,有的女战士被买来买去,有的身份暴露后接受批斗,有的怕连累子女断然自杀。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,与当地农民一起种田、推磨、过日子。他们与其说在等待,不如说在寻找,寻找真相,寻找转机,寻找命运,寻找自己。而1984年之后,难道他们的寻找就该结束吗?

  《寻找》收笔后,有三家期刊要争相发表,我最终答应了老家的《飞天》,甘肃往事,还是让他回到甘肃吧。陆续接到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》等多家期刊、选本选用通知的时候,有位责编是这样告诉我的:“这样的小说,我们在寻找。”我答:“其实,我仍然在寻找。”

  谎言,反而成了自证清白的唯一存在。于是,他冒着随时会被专政、判刑、杀头的危险开始了寻找,挖遍了整个山头,一遍,一遍,又一遍……寻找,让他活了下来。

  秦岭:我把往事与小说一起寻找

  你如果认为这不是长征故事,它又是什么?你如果认为这不是红军时期的生活,它又是什么?你如果认为它没价值,那换了你穷尽一生去寻找,你觉得值吗?你如果认为不值,好了,你别做人了,做驴去吧!

  诡异的是,史学界曾一度对这些往事讳莫如深,文学界更是退避三舍。我完全相信,我和主编不约而同地寻找到了另一条表现长征题材的路径。我断不会应景追踪,也不会沉溺于历史老人的辉煌碎片。我必须要到这条路径上进一步寻找历史、战争和人的关系,寻找战争原点和人性脉络中衔接的部分,寻找普通农民精神的伤口与枪伤、刀伤的不同,寻找战争与和平轮回中人的生存、生活形态。在我看来,历史、现实和未来是一码事儿,小说最活跃的因子往往只在断裂的十字路口绽放。我只是找到了小说《寻找》而已,这并不意味着寻找结束,只要寻找在路上,那就是纪念。

  舌头是长在嘴里的,就怕说真话;坛子分明是假的,人们却拭目以待。你如果能从人性深处找到理由,我这小说也就白写了。(文/秦岭)

  秦岭:我把往事与小说一起寻找

  我写《寻找》其实也是一次寻找的过程,我找属于我的小说,小说的主人公秦球球在找属于他的坛子。有趣的是,小说是虚构的,却被专家评价为:“长征题材需要这种并不多见的视角和乡土气息,它提供了另一种形式。”这么抬举我,小说似乎是找到了。可坛子呢?它岂止虚构,本来是个谎言。这世间,谁愿意拿一生去寻找谎言?

  人间不缺寻找,缺的是永远找不着。

  转自“小说月报”微信公众号(xiaoshuoyuebaozz),腾讯文化合作媒体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。

  作家秦岭

  回首中国百年灾难史,我们的文学却惯于漂浮在战火、硝烟叙事的顶端,看不到人在战争中多元、复杂的本相,即便以艺术的名义回顾风卷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,也不得不依赖于欧美的文学、电影叙事。在我看来,由人操作的战争,叙事主体永远也不能离开人,无论描写对象是统帅还是乞丐。记录战争是史学家的事,而作家应该迂回到战火的背后,在“包抄”中寻找被硝烟缠裹的道德与灵魂。道德的博弈灵魂的挣扎,远比一场战争要不堪回首,地动山摇。

  老人说:“就看你找啥。”

  有这样一种寻找,寻找者为自己假设了一个压根就不存在的目标,并死心塌地找了一辈子,直到闭上眼睛。这是我在甘肃老家听到的一段往事:民凤凰彩票(fh643.com)国二十五年,也就是1936年,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途径天水一带时,沿途与国民党王钧部、地方民团和土匪打了许多恶仗。红军强渡渭河北上后,四坡八梁多了许多死难者的坟头。当时的县政府一边严查帮助红军掩埋过尸体的老百姓,一边对掩埋过国军尸体的老百姓进行奖励。当时,某村的一个放羊娃因为掩埋过“国军”长官并为之守陵而受到嘉奖。解放后,工作组毫无疑问要对这位国民党反动派的“孝子贤孙”进行专政,可放羊娃却说:“我掩埋的其实是红军哥。”他期待的证人——那位和他一起掩埋过红军遗体的红军战士——终于回来了,可战士已经背负西路军“逃跑分子”的标签,沦为衣衫褴褛的乞丐,1984年以前,自身难保的他岂敢作证?于是,放羊人给工作组编造了一个谎言:“当年,我深埋了一个坛子,里面装有红军烈士的血衣,找到它,你们就信了。”

  当历史习惯了扑朔迷离,我常对文坛热闹非凡的所谓纪实、现场、还原、再现充满质疑,能够拨云见日的,唯有小说强大的虚构力量,这才是进入往事的路径。历史不容虚构,可在历史的断裂、盲区、隐蔽、模糊地带,虚构往往比纪实更要靠近本源。中国小说的同质化、单一性早就被广为诟病,我既然找到了切入题材的路径并选择了“家族”叙事,就索性采取了天水人取土打坯之后“干打垒”砌墙的办法,让天水方言通篇横贯。我虚构的“现场”,恰是历史给我的真实。我还写过一篇同类题材的小说《幻想症》(《解放军文艺》拟12期发表),一位为人妻母的“哑巴”农妇——原西路军女战士,不慎说起了梦话,被族人当鬼来驱赶。她干脆偷偷割掉了舌头,这才“寻找”到正常人的日子。